在他们的故事里，死去的人其实并没有远去，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们，保佑着我们，当然也监督着我们。这使我少年时期少干了许多坏事，因为我怕受到暗中监督着我的死去的祖先的惩罚。当然也使我多干了很多好事，因为我相信我干过的好事迟早会受到奖赏。

在他们的故事里，大部分动物都能够变化成人形，与人交往，甚至恋爱、结婚、生子。

譬如我的祖母就讲述过一个公鸡与人恋爱的故事。她说一户人家有一个待字闺中的美丽姑娘，许多人来给这个姑娘说媒，但她死活也不嫁，并说自己已经有了如意的郎君。姑娘的母亲就留心观察，果然发现，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听到从女儿的房间里传出一个男子的声音。这个声音十分地迷人。母亲白天就盘问女儿，那个男子是谁，是从哪里进去的。女儿就说这个青年男子每天夜里都会出现在她的身边，天亮之前就悄悄地消失。女儿还说，这个男子每次来时，都穿着一件非常华丽的衣服。母亲就告诉女儿，让她下次把那男子的衣服藏起来。等到夜里，那个男子又来了，女儿就把他的衣服藏到柜子里。天亮前，那个男子又要走，但衣服找不到了。男子苦苦哀求姑娘将衣服还他，但姑娘不还。等到村子里的鸡开始啼鸣时，那男子只好赤裸裸地走了。天明之后，母亲打开鸡窝，发现从鸡窝里钻出了一只浑身赤裸的大公鸡。让女儿打开柜子一看，哪里有什么衣服？柜子里面全是鸡毛。

——这是我少年时代听过的印象最深的故事之一，后来，每当我看到羽毛华丽的公鸡和英俊的青年，心中就产生异样的感觉，我感到他们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不是公鸡变成了青年，就是青年变成了公鸡。

离我的家乡三百里路，就是中国最会写鬼故事的作家蒲松龄的故乡。当我成了作家之后，我开始读他的书，我发现书上的许多故事我小时候都听说过。我不知道是蒲松龄听了我的祖先们讲述的故事写成了他的书，还是我的祖先们看了他的书后才开始讲故事。现在我当然明白了他的书与我听说过的故事之间的关系。

爷爷奶奶一辈的老人讲述的故事基本上是鬼怪和妖精，父亲一辈的人讲述的故事大部分是历史，当然他们讲述的历史是传奇化了的历史，与教科书上的历史大相径庭。在民间口述的历史中，没有阶级观念，也没有阶级斗争，但充满了英雄崇拜和命运感，只有那些有非凡意志和非凡体力的人才能进入民间口述历史并被不断地传诵，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工提高。在他们的历史传奇故事里，甚至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一个人，哪怕是技艺高超的盗贼、胆大包天的土匪、容貌绝伦的娼妓，都可以进入他们的故事，而讲述者在讲述这些坏人的故事时，总是使用着赞赏的语气，脸上总是洋溢着心驰神往的表情。

十几年前，我在写作《红高粱》时已经认识到：官方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固然不可信，民间口口相传的历史同样不可信。官方歪曲历史是政治的需要，民间把历史传奇化、神秘化是心灵的需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当然更愿意向民间的历史传奇靠拢并从那里汲取营养。因为一部文学作品要想激动人心，必须讲述出惊心动魄的故事，必须在讲述这惊心动魄的故事的过程中塑造出性格鲜明、非同一般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但在我父亲他们讲述的故事里比比皆是。

譬如我父亲就讲过，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一次吃了半头牛、五十张大饼；当然，他的能吃与他的力大无穷紧密相连。父亲说这个人能把一辆马车连同拉车的马扛起来走十里路。我知道我家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远房亲戚，我父亲这样说，是为了增强故事的可信性，这其实是一种讲故事的技巧。后来创作小说《红高粱》时我借用了这种技巧。

《红高粱》开篇我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跟随着我爷爷余占鳌的队伍去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其实我爷爷是个手艺高超的木匠，我父亲是个老实得连鸡都不敢杀害的农民。当我的小说发表之后，我父亲很不高兴，说我诬蔑他。我就说，写小说其实就是讲故事，你不是说咱家那个远房亲戚一次能吃半头牛吗？我父亲听了我的解释后，明白了，并且一言就点破了小说的奥秘：原来写小说就是胡编乱造啊！

其实也不仅仅是上了岁数的人才开始讲故事，有时候年轻人甚至小孩子也讲故事。我十几岁时听邻居家一个五岁的小男孩讲过的一个故事至今难忘，他对我说：马戏团的狗熊对马戏团的猴子说：我要逃跑了。猴子问：这里很好，你为什么要逃跑？狗熊说：你当然好，主人喜欢你，每天喂给你吃苹果、香蕉，而我每天吃糠咽菜，脖子上还拴着铁链子，主人动不动就用皮鞭子打我。这样的日子我实在是过够了，所以我要逃跑了。我当时问他：狗熊跑了没有？他说：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猴子去跟主人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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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中，民间戏曲、尤其是我的故乡那个名叫“猫腔”的小剧种给了我深刻的影响。“猫腔”唱腔委婉凄切，表演独特，简直就是高密东北乡人民苦难生活的写照。“猫腔”的旋律伴随着我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在农闲的季节里，村子里搭班子唱戏时，我也曾经登台演出，当然我扮演的都是那些插科打诨的丑角，连化装都不用。“猫腔”是高密东北乡人民的开放的学校，是民间的狂欢节，也是感情宣泄的渠道。民间戏曲通俗晓畅、充满了浓郁生活气息的戏文，有可能使已经贵族化的小说语言获得一种新质，我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就是借助于“猫腔”的戏文对小说语言的一次变革尝试。

当然，除了聆听从人的嘴巴里发出的声音，我还聆听了大自然的声音，譬如洪水泛滥的声音，植物生长的声音，动物鸣叫的声音……在动物鸣叫的声音里，最让我难忘的是成千上万只青蛙聚集在一起鸣叫的声音，那是真正的大合唱，声音洪亮，震耳欲聋，青蛙绿色的脊背和腮边时收时缩的气囊，把水面都遮没了。那情景让人不寒而栗，浮想联翩。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通过聆听，这种用耳朵的阅读，为日后的写作做好了准备。我想，我在用耳朵阅读的二十多年里，培养起了我与大自然的亲密联系，培养起了我的历史观念、道德观念，更重要的是培养起了我的想象能力和保持不懈的童心。我相信，想象力是贫困生活和闭塞环境的产物，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人们可以获得知识，但很难获得想象力，尤其是难以获得与文学、艺术相关的想象力。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作家，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写作，写出这样的作品，是与我的二十年用耳朵的阅读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写作，并且始终充满着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自信，也是依赖着用耳朵阅读得来的丰富资源。

关于用鼻子写作，其实应该是另外一次演讲的题目，今天只能简单地说说。所谓用鼻子写作，并不是说我要在鼻子里插上两只鹅毛笔，而是说我在写作时，刚开始时是无意地、后来是有意识地调动起了自己的对于气味的回忆和想象，从而使我在写作时如同身临其境，从而使读者在阅读我的小说时也身临其境。其实，在写作的过程中，作家所调动的不仅仅是对于气味的回忆和想象，而且还应该调动起自己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等全部的感受以及与此相关的全部想象力。要让自己的作品充满色彩和画面、声音与旋律、苦辣与酸甜、软硬与凉热等等丰富的可感受的描写，当然这一切都是借助于准确而优美的语言来实现的。好的小说，能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仿佛进入了一个村庄、一个集市、一个非常具体的家庭的感受，好的小说能使痴心的读者把自己混同于其中的人物，为之爱，为之恨，为之生，为之死。

这样的小说要写出来很不容易，我正在不懈地努力。

莫言，作家

via：《天涯》2002年第2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